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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的文明

地理山川的格局不是固定的格式,人类也只是后天的移民,文明伴随衍生,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移动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罗浮山的山,自然的馈赠,贤者能者悟道其中,云雾缭绕,如入仙境;罗浮山的水,悠长且灵动,滋养万物绵延不绝,缔造文明,连接世界。

山水灵动

缔造文明延伸文明

决定广东脉络的两大要素是南岭与珠江。南岭好理解,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开始,地核能量涌动地壳运动活跃,形成了南部地势朝东西纬度构造的基底,燕山运动则形成穹窿和背斜,造就南岭。

华夏北东向构造线经年累月的推移,原本东西走向的山脉受到干扰,逐渐形成南北走向、东北—西南走向的山谷。南岭今天的样子,是一马平川里忽然隆起的皱褶,又是南国柔媚大地忽然撕开,成为多条支离破碎的断裂带。

南岭这道棕黄的山峦影幢相连,向南方广东倾斜压去,横隔于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两盆地之间,东西延展近二百里。南岭既是南北分线,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划界,以山岭为界,打南是粤桂,打北是湘赣,一边属华南,一边属江南,正是这堵屏障的存在将广东变为蛮荒化外之地。

奇迹诞生于水。再坚毅的险峻也阻挡不住流水从容地切割,灵动的特性刻在南方的基因里。从南粤上空俯瞰大地,云贵高原发端的珠江水(亦作“粤江”)翻越过海拔落差千米的山岳,漫游在河口平原反入侵着山谷,蛛网般密布的汤汤大水将红壤土地一裂为八,殷黄缎带般的流水映着灿烂千阳,逐波奔腾浪迹大海,这片海岛膏腴之地也因此被称为珠江三角洲。

处在南岭山脉和珠江水系之中,带有两者特性的是博罗罗浮山。每一处地理山川都有一道进入的门,罗浮山的门隐藏在它的名字里。

“山记罗浮者,盖总称焉。罗罗山也,浮浮山也,二山合体谓之罗浮。”唐朝李嗣钰撰《罗浮山志》言此;明崇祯本《博罗县志》记载着罗浮起源的传说,“罗山古有之,浮山,蓬莱之一岛也。尧时洪水,自会稽浮海而来,博于罗山,故主罗而客浮。”

不仅水是灵动的,连山都是漂流而来的。由移动带来的活力,打破地理山川的格局,缔结疆域迥异的文明。

与罗浮山体接壤的,走东北方向是河源桂山山系丫髻山,走西部方向是广州增城白云山,韩日缵编撰《博罗县志》中记罗浮“迄于白水山西麓,迄于賁(番)禺之白云山”。在嵩山峻岭的山系里,从来都不是单座孤峰能独立存在的,罗浮与广州、河源一脉相承,是南岳山宗,粤之望也。

罗浮山最大的水流是罗水和浮水,发源于山内的溪涧之水,最终汇流注入东江。东江在《惠州府志》被称作“龙地水”,在古代被称作“湟水”。湟水打江西寻乌水而来,自西南向横穿龙川、河源、资金、惠阳、博罗、东莞注入珠江。

湟水集水面积仅占珠江流域总面积5.96%,约是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24.3%,它的水文价值不在于水量丰沛,而在于水面宽广流速平缓。湟水自博罗观音阁上游始,流水左岸为丘陵,右岸出现平原,激湍变得温和柔缓,形成天然的水衢通路。

顺湟水水路而下,就是古代水上贸易繁华的广州港,大量的商埠交易由此水路交通进入博东博西地区;溯湟水水路而上,连通的是湘江,是开阔的楚天,是浪漫恣肆的楚文明。

沿着丘陵起伏的大地,从广州港出发朝着中华大地的心脏溯游而上,自湟水复经溱水(今作北江)走入江西的赣江流域,然后转接洞庭湖入长江,走运河直抵洛阳。这条水路将湟水和赣江连接起来,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,打通了中国陆上水路交通,将化外之地的岭南和文明的中原连接在了一起。

还不绝于此,复经湟水走入珠江奔腾入海,紧接着扑面而来的是波斯、越南、马来半岛、苏门答腊、印度、斯里兰卡,最后是西方罗马,由水路走通的是一片多么阔大的世界。

流动之所

随流繁衍生者如斯

岭南在中华文明中长期被视作瘴疠之乡、荒蛮之地,自唐宋以来,岭南是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。

从文明古都到南蛮荒野,这是一条失意的路。从古代从长安或洛阳出发,到沔州(湖北汉阳)经江州(江西九江)、虔州(江西赣州)翻过大庾岭,从溱水南下转入珠江,一路畅通抵达广州。刘禹锡、苏轼、韩愈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元和十年,刘禹锡再谪连州刺史,适逢柳宗元再贬柳州刺史,两人相携同路至衡阳分路远行,离别之际刘禹锡作诗赠别。“去国十年同赴召,渡湘千里又分歧。重临事异黄丞相,三黜名惭柳士师。归目并随回雁尽,愁肠正遇断猿时。桂江东过连山下,相望长吟有所思。”

一片赤诚丹心向朝阳,却未料因直言进谏而三遭贬黜,抱负不得以施展、见地不得赏识,别提刘禹锡有多抑郁苦闷了。遇到同样谪迁命运的柳宗元,两人释放满满负能量以慰藉彼此。

绍圣元年,苏轼迁居惠州。同样因进言而获“讥斥先朝”之罪的苏轼,则以寄情于岭南山水来化解官场的失意。“绍圣元年二十七日,东坡居士迁于惠州,舣舟泊头镇,明晨肩舆十五里,实二十八日至罗浮山。”在《游罗浮题名记》中记录,依山傍水而行,临别意犹未尽,留字“期明年二月复来”。

六旬苏轼的乐观旷达是自然山川给予的疗慰,人们从《惠州一绝》看到一个这样的苏轼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从疆域失守到国都沦陷,这是一条兵战败北之路。早在年少二十,文天祥就显露了保家卫国的忠诚。举进士时,他曾以“法天不息”为题对策集英殿,文章一挥而就且万言不改一字,主考官奏称其“忠肝如铁石”。这片诚挚丹心稳稳地支撑着他与失却故土做抗争。

南宋德祐二年,国都临安(今杭州)被元军攻陷,文天祥携后帝昰逃往广东惠州。端宗景炎二年,元军入侵惠州,惠州知府文壁献城降元,文天祥不敌元兵溃走龙川,仗至第三年节节败退,文天祥收兵出海丰、移军船澳。

天之所坏,人不能支,直到国号易主、朝代更替,文天祥于五坡岭被元张弘范率军所执,这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勤王”之战给南宋画上历史句符。在被押送至北京途中,文天祥作《过零丁洋》的绝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无非是无忘少怀初心。

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不仅有文天祥,还有客家人。

广府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客家文化,客家文化实质是移民文化。南岭闽、粤、赣之省交界的山区至今仍是客家人的聚居区,从现代出发追溯客家流源是一出迁徙历史。始于东晋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渡黄河往南,经皖赣迁往江南南部、福建西北及广东北部,唐宋时期再迁往华夏大地东北端四川、广西、台湾,时至近代再从闽粤赣老聚居地出发,沿南岭山系向西迁移,复沿两翼向中国西南、东南亚向海外扩散。

荒年困苦、外族迫压,每一次的背井离乡、举家迁徙都是避让战乱愁难的结果,这群失去故乡土地的流民以“客”自居,在他乡大地上凭依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生存,“人挪窝活”的理念流在客家人的血液里。

再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客家那样开枝散叶、遍地落花。据史料研究,目前世界的客家人口约4500万,其中4000万人在国内,500万人在海外。国内客家人聚居地区共17个省份、185个市县,比例高达95%以上的纯客县多达50个,其中过半数客家人居住在广东,占全省人口数近30%;海外客家人分布更为宽广,较为集中的东南亚一带,到远洋彼岸拉丁美洲、欧洲、非洲和大洋洲。

姓氏多源流更是人口迁徙的佐证。《博罗县志(1979—2000)》记载,至2000年博罗县有193个姓氏,不同于全国的李、王、张、刘的排序,而以陈、黄为首位。这种特异性的存在缘于人口的迁移,永丰《陈氏族谱》记载,博罗陈氏是南宋末年从江西、福建陆续迁来落居;洪湖《黄氏族谱》有录,南宋末年,黄化后裔南迁粤东、粤北一带,明代陆续前往博罗镇村。

由移动带来的活力,不仅体现在山川流水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将灵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自由之地

能者智者终有所归

博罗对于广东是化外之地。这座南方小县城挨着惠州郡府百余公里,距离首府广州数百余里,环邑皆莞、深、佛、肇之类,博罗邑城籍籍无名。

直到道家祖师葛洪的出现。葛洪的意义在于,罗浮、博罗甚至上升到岭南,从此不再是一块地处荒蛮的瘴疠僻壤,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,一个被高高在上的文明施以教化的对象,岭南还可以是一个具有融会贯通跨领域知识的创造性主体,是一个能将创造成果散播开外、影响世界格局的高地。

葛洪,字稚川,以“抱朴子”自称。在《抱朴子外篇·自述》里,他述说出生是官宦权贵之家,“其先葛天氏,盖古有天下者”。洪父葛悌曾任吴国会稽太守,洪祖父葛系官拜吴国太子少傅、侍中、光禄勋,侍从皇帝左右、掌管宫廷宿卫事。

然而声名显赫的家室没有给葛洪带来富足无忧的生活,反而是过早洞悉官场尔虞、国运流转朝代更替的规律。葛洪曩祖还是荆州刺史时,王莽篡夺王位,葛君耻事国贼,弃官归返乡土,等待时机揭竿起义,却吃了败仗一蹶不起,从此躲入深山不问人事;葛洪父亲仍在位会稽太守时,晋军顺长江东下,吴西境不守,葛悌统率五千军兵戍遏疆埸,然而在葛洪13岁时,葛悌战死沙场。

失去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,“天之所坏,人不能支”,葛洪领悟到世事无常、人事无力,“隆隆者绝,赫赫者灭,有若春华,须臾凋落。得之不喜,失之安悲?悔吝百端,忧惧兢战,不可胜言,不足为也”。自此他青睐无为与中庸之道,习缮修书求学问道,成为一介儒生。

不要达官仕途,不要权贵名望,不要家缠万贯,葛洪跑到深山做隐士,习缮修书炼制丹药,只求长生不老。《晋书·葛洪传》对葛洪此举作出评价,“谢浮荣而捐杂艺,贱尺宝而贵光阴,游德栖真,超然事外。全生之道,其最优乎!”

至今罗浮山中仍存葛洪诸多遗迹。东晋咸和年间葛洪南下罗浮山,在山东西北三面兴建三座茅庵,其中朱明洞的南庵称为都庵,又称玄庵,这就是后来的冲虚古观。在冲虚古观中,葛洪炼制黄白之事,传授子弟道家学识。

冲虚古观前有一片开阔塘水,盛夏光年开满一池白莲,旁侧有一头巨石竖立池水之中,葛洪常常采摘山中药膳植被于此清洗,故而得名“洗药池”。诸如此类还有稚川丹炤、长生井、蝴蝶洞、黄龙观、酥醪观等。

葛洪躲入深山不是消极避世,而是老林清净,便于研究济世救人之术。如今行走在罗浮山土地上,仍然可以窥见道人当年的清寡心境,黄龙瀑布的崖顶山口,走过涤尘桥,未到达黄龙观前,一片倾斜山体廓然眼前,古木蔽天碎石布道,石凳石桌依山错落,道家在此研磨药草、切割根块,以用于炼制丹药。

此处有树木浮艮缠裹着山石,石椅避让空间任其生长,就像千余年来,人、天、地、生灵在这里各自拥有空间,相互融合又各有发展。在罗浮山的数十年间,葛洪将研修所得写成《肘后备疾方》,书中记载着部分传染疾病症候及诊治方法,其中有关“天行发斑疮”内容是世界最早关于天花治疗的记载。

在罗浮山,葛洪将儒家纲常名教融入道教神仙方术,构建一套长生成仙体系,创建南宗灵宝派,道学理论得到发展。这奠定了罗浮山在道教的地位,罗浮山被誉为中国道教十大洞天中第七大洞天,而泉源山为中国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第三十四福地。

实际上,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的不仅是道教,佛教也于此得以传承。最早有记载的佛迹是东晋升平元年,佛教徒单道开入罗浮面壁,罗浮自始与佛结缘;梁天监元年天竺僧智药入山,是印度僧人传经诵典的始源;直到梁大同中,头陀僧景泰禅师结茅庵于小石楼峰下,后改建为南楼寺,罗浮有佛降临。

此后,佛、道、儒三家在罗浮融合而发展,岭南挖掘出自身独有的特性与价值,由文明化外的洼地变成宗教学术的高地,岭南自此经湟水走向中华大地、走向世界。

顾首回看南粤大地,岭南的存在不再仅是阻隔洋流分割地理、阻碍文明交流的壁垒屏障。因为有了珠江,文明能贯穿流动,因为有了南岭让南粤留有一片空白,人们在这里寻找生存空间,学术在这里寻找自由。

大地自岿然不动,青山为之侧目,碧水为之悠悠。